导读者：张康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生）
日期：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时间：10:00 am – 11:30 am
网络平台：ZOOM
日前，马大中文系研究生学会邀请张康文（目前是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生）主持一场名为“儿童史与文学史：读徐兰君的三毛研究”的读书会，导读书目为徐兰君的两篇文章《儿童中国：三毛传奇》和《“三毛”和战后的“怪诞”记忆：重读张乐平的三毛漫画》。
张康文先向大家介绍由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本书重新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将“文”放置在广义人文领域中呈现，并包含了晚清画报、网络游戏、伟人讲话、狱中书简、流行歌词、照片电影、教科书等等。此书其中收录了此次读书会的其中文本，即徐兰君的《儿童中国：三毛传奇》。徐兰君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考获学士、硕士学位，并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张康文简单归纳了徐兰君这两篇文章的研究目的是透过儿童的刻画与形象演变来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以徐兰君的话来说，就是透过儿童这个“特定的物质——符号实践”来看其背后透露出的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想象和欲望。徐兰君的“三毛”研究其实涉及了跨时和跨媒介，同时也涉及了文学作品背后的建制与权力，而张康文认为徐兰君处理“三毛”研究的方式还是处在文学文化史的范围里。根据徐兰君的《“三毛”和战后的“怪诞”记忆：重读张乐平的三毛漫画》里，漫画除了是一种艺术形式之外，也是很有效的教育工具，甚至是政治灌输的强大媒介。那个时期的漫画家除了张乐平之外，还有丰子恺，而徐兰君之所以研究张乐平，而不是丰子恺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丰子恺的漫画较具人文气息，作家的个人性和艺术性的空间比较大，相对来说张乐平的漫画与时局有紧密的联系，市井风味比较明显。再者，三毛横跨几个时代，每一部作品都尽显当时的时代特色，是相当难得的个案。
从方法和理论的层面来看，徐兰君的三毛研究是从“儿童”切入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性的讨论。徐兰君将儿童文学的系谱上溯至晚清，追踪儿童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联系，从晚清的“小英雄”（“小豪杰”），再到五四时期的“小读者”、“小野蛮”、“小先生”。张康文也另外补充其他观察“儿童现代性”的对象，比如童话、教科书、儿童读物、儿童歌舞剧、玩具、儿童（心理学）研究等。他认为这些“儿童现代性”的研究很大程度是来自于Andrew E.Jones的《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Development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而徐兰君很多篇章都有引述到Andrew E.Jones的这本书。按照Andrew E.Jones的说法，儿童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学作品里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是进化式的叙事思维，即儿童常介于“野兽”与“人”之间，文学作品里在叙述儿童的成长过程时通常都描述成从猿、野蛮人到文明人的进化重演，从中折射出的讯息是受困的中国在世界体系寻找位置的情况。简而言之，儿童的成长、进化的书写背后是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想象和蓝图，例如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和鲁迅《狂人日记》里所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张康文也另外介绍了Philippe Aries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因为徐兰君和Andrew E.Jones都受到了这本书非常大的影响。Philippe Aries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将“童年”概念历史化，认为“中世纪的西方人没有儿童观念”，而儿童之所以被认为是特定群体的原因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即胃痛成了资产阶级文化再生产所需的知识、想象、规训、投资的对象。从一个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的说辞“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中去剖析，这句话其实已经投射、隐含了国家的话语在里头，对儿童有很多国家的想象，即“怎样的儿童才能够去承担起国家大任”。
接下来，张康文向大家简单说明三毛形象从30年代到50年代后的演变，初期的三毛是一个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顽皮天真小男孩，到了《三毛从军记》时变成了一个农村小男孩和国民党小兵，1947年到1948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成了沦落上海街头、无家可归的孤儿，最后50年代的三毛则成了健康丰满的小男孩，他参与上海革命运动，甚至在文革期间成了红小兵。而1949年的电影《三毛流浪记》中的结局有两个，一为三毛回到街上，二为三毛庆祝上海和全国解放，相较之下，前者更为符合当时漫画的结局。
最后，张康文为此次读书会做了一个小结。时至今日，“现代”或是“现代性”还是很重要的议题，透过徐兰君的三毛研究，他认为儿童在成熟与未成熟之间的形象更好地表现出了李欧梵所说的“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性”，儿童可以成为不同形象的成人。因此儿童是充满流变的过程，有很多复杂的可能，也因为这复杂的可能，儿童可容纳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三毛的形象一时是国民党小兵，一时表现抗战精神，一时又是红小兵。张康文想借此提出的问题思考是，当近现代以关注儿童之名来刻画儿童，同时投射出许多的欲望和想象时，儿童是否成了“空洞的能指”？也就是说儿童真正的需要可能并没有被关注，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国家的需要、成人的需要，真正的儿童并不存在。过去的现代文学通常讨论严肃文学，像是鲁迅、周作人等等，后来渐渐开出了缝隙，通俗文学如鸳鸯蝴蝶派、进入讨论的范畴里，然而儿童文学还未很好地被纳进中国现代文学的体系里。
张康文也试图从其他文学或文化史里看他人对三毛的研究，然而从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方卫平《儿童文学教程》、杜傅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等都没有三毛的踪影，王泉根《儿童文学教程》里仅以“曾被几代孩子喜爱”一句带过而已。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部权威朱自强、方卫平等人对于儿童文学关注更多的是“儿童”，是否是“写儿童”、“为儿童”，而非“文学”。张康文认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是对通俗/市民文化有所疏离或否定，所以漫画对他们而言是不入眼，是流俗的。毕克官、黄远林的《中国漫画史》则以漫画的脉络，从主题、形象，结合漫画家的作者论和社会效果来谈三毛，而黄可《上海美术史札记》在谈论三毛时的方法除了与《中国漫画史》一样，也加上了艺术形式的评论，认为三毛的 “人物造型还不成熟” 、 “形象尚欠可爱” 、 “性格的发展前后也不统一” 。
此外如果想要继续挖掘中国的现代性、挖掘三毛的话，张康文建议可以注意以下的主题，即同时期的作品比较（如丰子恺）、当代三毛（从舞台剧、动画片、电影、手机游戏去探讨）、不同性别的儿童（周作人推荐的儿童读物都偏向男孩，而少见与女孩相关的儿童读物）、跨国/区域研究，以及徐兰君研究冷战时期亚洲不同区域的《小朋友》。
文字报导：陈洁仪（2020/2021届研究生学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