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典范意义与《香港文学大系》的文学史理念

主讲:陈国球(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座教授)

日期: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

时间:7:00pm – 9:00pm

平台:ZOOM会议室

日前,香港学者陈国球教授受马大中文系之邀分享《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典范意义与《香港文学大系》的文学史理念。陈国球教授同时也是《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的总主编,目前编委会正着手整理与出版《香港文学大系1950-1969》全套,当中已有不少单卷经已陆陆续续出版。

陈国球教授首先从新文学运动谈起,再延伸至《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缘起。当中提到蔡元培在总序中对“鉴既往而策将来”的愿景,想必这也是陈国球教授乘启《香港文学大系》的宗旨之一吧!接着,陈国球教授也分享了“大系”作为文体类型的概论。 “大系”源于日本的书业用语,指有系统地把特定领域之相关文献汇聚成编以为概览的出版物。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其续编后来也分别在1962年及1968年文革期间在香港的出版社名下重印发行,足见香港文化空间的意义,其承载中华文化的方式与成效亦颇值得玩味。后来的“新文学大系”也在台湾得到了继承。由余光中主编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系列加注了“台湾”二字,同时也以“中华”作为文化身份的标志,其指向就是“文化中国”的概念。后来,方修也开创了战前与战后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系列。

陈国球教授在后半场将目光放回香港,提到《中英联合谈判》让港人意识到身分意识问题,香港文学成了当时文化与学术界关注的议题。 90年代初期,港澳台文学因一中概念被收编为中国文学史的一小部分,而通俗文学更被认为是不入流之作。然而后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香港的流行文学,当中金庸的武侠小说更被捧上中国文学史的殿堂。然而97以后,香港文学研究渐渐变得冷清。

陈国球教授与编委们于2009年开始策划《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终于在2016年完成了共十二卷的出版。编委决定从头说起,往上追溯至1919年五四运动,并以1949年国共战争结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作结。 《香港文学大系》在架构上有几项特点,如不以“新”自居而称作“文学大系”,兼容旧体诗文、通俗文学以及儿童文学。大系二辑目前仍待完成,其收编范围设定在1950年至1969年,并纳入了流行文化的讨论,如增设粤剧卷与歌词卷。当时正值两岸分治与东西冷战时期,收入的作品除了描写离散与怀乡,也探讨了文化中国与本土的面向,更趋向现代性书写。

从缘起到传承,陈国球教授对香港文学的奉献精神与历史抱负实在令人钦佩。谈起主编的《香港文学大系》时,陈国球教授的目光总是炯炯有神。他也在讲说中还提到出版的困境与挫折,并希望能够将目前第一辑的馆藏列表变得更长,让更多读者都有机会一览香港文学之美,传承香港的文化记忆。继续行动,继续寻找意义,抗拒遗忘而无惧想像。

这正印证了他本人在《香港的抒情史》自序中所写下的心迹:“此间有情、有文学,才有香港的历史,香港史才值得书写。”

文字记录:蔡伟权(马大中文系硕士生)